孤岛日记（10）

2012年10月26号下午5时，Mini Cab准时打来电话，告诉我车在门外等了。这是我来英国第三次坐出租车。我把房间钥匙放在餐厅桌上，将行李一件一件拽到门口，和室友拥抱，告别。车右拐，驶出那条平淡安静的小路，在暮色里绕来绕去，朝西而行。一整年来的兴奋、苦恼、困惑与发现，都在背后那座城市难以分辨的轮廓中渐行渐远。伦敦照旧吞吐着七百万人的生活，并未因任何人的离去停下自己的节奏。我他妈好喜欢这种客观的态度。

想象了很久这一天的样子——毫无悬念。我钻进车里，和它迟钝地告别。

行了十来分钟，车内仍是一片沉默，只有广播里足球节目的声音。一位阿森纳球迷写信告诉主播，”十年前当你还在另外一家电台的时候，我曾经写信诅咒过你，并发誓永不再听你的节目——因为你怀疑这支球队对冠军的野心，还有你的傲慢和不屑一顾。而今天我要向你道歉，因为我发现，现在这支球队里的人他们根本配不上自己的球衣⋯⋯”司机哼哧笑了一声："Gooners are always losers."

在沉默中，事先打破沉默的一方总会让另一方充满压力。我便问他，“那你是热刺的球迷喽？”他点头肯定，按照惯例，他很快表示自己从一生下来就是了——我感谢足球，让我得以成功地破解许多次类似的尴尬。

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他叫John，住自东伦敦，一口标准的Cockney。知道我是中国人，他问我是否喜欢伦敦。我说除了物价极高之外一切都好，事实上是我还有那么点不太想走了。他颇为惊讶：“伦敦有什么好的？人这么多，污染这么严重，食物这么难吃，首相这么傻逼⋯⋯”我心里充满了呵呵，污染严重？你去过中国吗？刚想到这里，John开口道：“我可去过你们中国，太他妈棒了，我去了北京，还去工人体育场看足球比赛，走到哪儿都被几十个人围观，问我一些无比傻逼的问题。我也就傻逼地回答了他们。”

“问些什么？”

“比如‘你认识女王吗‘，我便回答‘哦当然了她就住我隔壁，昨天还和我姑妈一起喝茶来着’。'英国工人的生活是不是很苦逼''那当然了，他们一年才能吃一次牛肉'等等等等，只有一次突然有个人问道：‘你崇拜毛主席吗？’我便严肃起来，非常认真地回答‘是的，我崇拜毛主席’。”

"你是哪年去的中国？”

“19⋯⋯75年。”

我吃了一惊。我人生的公元前13年。“那个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可太不一样了。”我叹了口气，真是如此吗？这样的回答更像是在愚弄自己。

John没有注意到我的困惑，兴奋地谈起他到世界各地的经历，朝鲜、古巴、越南⋯⋯我有些奇怪，便问他：“怎么你去过的全部是社会主义国家？”

他不无自豪地回答：“我不但喜欢社会主义国家，连我女朋友都是个苏联人。哦不，俄国人。我俩刚认识的那会儿，政府吓破了胆，怕透了俄国人，觉得他们都是间谍。”

“比如Cambridge Five？”

“比如Cambridge Five。可我不怕俄国人，我喜欢我女朋友。但你知道吗，我女朋友就是个傻逼，她连咖啡都煮不好。间谍？别搞笑啦。”

谈话间，车已经驶到到三区之外了。华灯初上，道路两旁依旧是一排排红砖房子，它们中的大部分建于二战之后，曾经的工业污染在墙壁上留下了不规则的黑色烙印，时间一步步加深了这种刻度。我熟知在那里每天都有无数像我一样的房客搬进搬出，几十年如一日，像水一般流动。车速模糊了那些千篇一律的灯光，明明暗暗，连将起来倒像是一连串记忆的总和。

”于是你就来到了中国、朝鲜⋯⋯”

“朝鲜可不一样，朝鲜是他妈的Dictatorship. 我恨透朝鲜了，污了社会主义的名。“

我无奈地告诉他，其实社会主义没那么好。“比如七十年代的中国，你也见识到了文革的厉害。还有朝鲜，饥荒让很多人像虫子一样死去⋯⋯”

“可有关朝鲜的新闻，不都是我们的媒体报导的吗？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说不定好一些，说不定更糟。唯一肯定的是你不能完全相信他们。”

“至少你们有言论自由。人们可以自由地批评政府，不会担心被抓起来。不用担心被查水表。”

“查水表？”

“你懂得，只是个借口。”

“但现在的英国真是糟透了！你知道吗？糟透了！很多人说六十年代的英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同意。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会统一分配食物的！可人们就是喜欢那个时代，连苏格兰佬也喜欢，他们觉得自己和工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充满力量。当时英国的政党之间差别也很大，工党和保守党是完全不同。现在呢？都他妈的一样啦！于是我就想去看看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什么样子。”

“你应该来现在的中国看看。你会更失望的。”

“没准儿也会更兴奋呢。”

红灯一过，机场惯有的面貌显示了出来。巨大的停车坪，拉杆箱的声音。

"祝热刺今晚赢球。”

"他们会的。也祝你一路顺利。”他帮我把行李搬到地上，他擦了擦汗，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他走向车门。一切就绪。再见伦敦。再见约翰。

他突然转过身。“哦对了，在中国，车在路的哪侧开？"

“右边。”我答道。”可不像你们。You guys drive on the left side and still believe you drive on the right way."

“没什么不同嘛。“他关上车门。真是个不错的末程导游，我想。

孤岛日记（6）

从北欧旅行归来的第三日，我的远方表哥来伦敦旅游。

知他找路不易，我便约他在酒店见面。酒店在西北二区，毗邻West Hampstead，这一带的建筑大多坐落于一处平缓的小山丘之上，二战时被战火摧毁，后又重建。树木环抱，郁郁葱葱，绿化极好。Emma Thompson, Slash, Doris Lessing都选择在此定居，算是体面的富人区。一路走来，街道两旁矮矮的老房子，土耳其烤肉店、酒吧、博彩公司，吵吵闹闹一字排开，顾客们送走迎来，大都是旧相识。这倒是伦敦的标准市景，但若乘一段公交车，难免总被颜色鲜艳的跑车一骑绝尘，甩在身后。

表哥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不会讲英语，也不了解此地的历史和现状。可是——他很富有，在我的家乡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狂飙突进之时，他靠着七分胆识和三分头脑，赚足了人生所需。他对钱的能力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信任，并习惯用钱解决问题。但他敬畏知识，格外尊重我的家庭，这一点，倒的确与他那些对世间一切复杂、精细之物充满敌意的同行们迥然不同。

表哥在酒店大堂等我。他看起来还算精神，大概是平日酬醝极忙，较以前微胖了些许，但黑眼圈多少暴露了旅途的劳累。一番寒暄之后，我们来到他的房间聊天。

此次出游一行五人，都是表哥生意上的伙伴，包了旅行公司的车走遍英伦三岛。他们次日回国，此时正在各自的房间大张旗鼓地收拾行李——准确地说，是把那些白天在牛津街的消费所得，尽可能地全部塞入自己的行李箱中。于是我一边与他聊天，一边帮他整理行李。

他买了几双鞋，三个黑色手提皮包，为了节省空间，他把鞋盒扔掉，把鞋塞进皮包，再把皮包塞进自己的行李箱里。我帮他做着这愚蠢的机械劳动，脑中回想起的他的一件往事：以前每遇到工程招标，不得不打点上下官僚之时，他便习惯给车里放不少现金，走门串户，为的是信手拈来用之方便，直到后来被人砸了一次车玻璃，损失惨重。我看着手里这沉甸甸黑黢黢的皮包心想，无论是把钱放在车里，或是对于从开门下车到领导家中那段兴奋忐忑但又不得不避人耳目的路程，这包怕是最合适不过了。他见我沉默不语，对包颇有兴趣，便诚恳发问。这牌子到底怎么念？我告诉他，“普——拉——达”。他便重复一遍“普——拉——达”。

他抱怨自己的儿子因为网恋耽误了学习，担心会毁掉明年的高考，恳切地希望我能给他一些建议。显然我对这种几乎无望的局面也束手无策，便只得敷衍几句。于是聊到这次旅行，他本想来大英博物馆，顺道来我的学校看看我，只是他的朋友一直反对去大英博物馆的计划，因为觉得到处是英文，看求不懂，兴味索然。倒是很喜欢苏格兰的自然景观，和爱尔兰的健力士黑啤酒。

他的朋友也不时加入对话，谈论对伦敦的印象：人很有礼貌，但是也不见得多么遵守交通规则；有些建筑也太旧太矮，感觉很多地方还不如西安。他对室内禁烟非常恼火，但本地的中餐褒奖有嘉。不一会儿他起身，独自出去抽烟。

表哥感叹家乡现在变化很大，动车马上要开通了，也有了很多时髦的餐厅和店铺，对新来的市长表示称赞。聊着聊着，不知怎么又扯到了GDP，他感叹，虽然现在国家有钱了，但人在国外，不能给中国人丢脸。说着把地上的纸袋杂物全部捡起来，尽数装在垃圾袋中。

行李终于收拾妥当，天色已晚，我有去意。表哥不挽留，问我，来英国将近一年了，有没有想家？我未来得及回答，这时他一个朋友敲门进来，抱怨说购物时的一张1600磅的退税单子怎么都找不到了，几个人当下四处寻找一番，未果。叫来导游盘问，未果。回到车里查看，亦未果。其中另一个人不耐烦地说，麻烦死老子了，就当打扎金花输求了吧！

我心里想着他刚才的问题。没错，这短短的一个小时里的见闻，我像是走马观花，草草地看了一眼家乡的人，和他们所在的现实景致，生活真实，如同匆匆回家又要离开，而那里的一切改变了太多，但又好似什么都未曾改变丝毫。

我说道，我是有点想我爸妈了。便闭了嘴。那沉默了的后半句本应是：但对于家乡这个空洞的所指，我一点留恋都不曾有过。他笑说我年轻，人出来了心也野了。我倒是坦然，感觉说出了肺腑之声，有莫名的畅快。怀揣着可预见的失落，我与他挥手告别，沿着异乡的街道独自离去。

川大书话

晚间听得友人淡然地说，“馥郁书店也要关门大吉了”，不免愕然。回想自己离那些在川大东区书店穿梭的日子转瞬已然将近一年，还时常回味那些茶前饭后漫步在东区书店里闲暇时光，而突然间那些沾了便宜的欣喜，只看不买的尴尬，静静翻开书再合上时的慵懒，突然如无根的叶，久在空中不知向何处落下。
在川大逛书店在当时或许是我最青睐的享受生命的方法。夏日往往早起，趁着清爽去到图书馆，读书至中午去饱餐一顿，之后便意兴阑珊地来到那一片簇拥在一起的书店。彼时烈日当头，路上的行人急切地寻找荫凉的所在，留学生公寓里的住户也刚刚醒来，穿着人字拖睡眼惺忪地在一堆盗版光盘中寻寻觅觅，书店的老板，小卖铺的伙计，还有那几只没精打采的猫在各自门前有一句每一句地摆龙门阵，我穿过如是的街景，任凭食物在腹中缓慢地消化，在书架中来来回回。书店光线昏暗，陈旧的味道铺撒开来，冷气不足，窗外是仿佛永不流逝的时间。
在书店时常能见到那些平时站在讲台上，满脸严肃的教授们，同样带着一副“无处安放午饭”式表情，兴冲冲地进来，磨磨蹭蹭地走动，在书架前驻足。在书店里，经常可以感受到一种平均主义，知识以不同的价格被兜售着，绝不会超出普通人想象力的极限，而对于读者来讲，却不一定每个人都消受得起那些知识。我被那些年轻的野心坑害不浅，买来许多面目狰狞的大部头书，往往只记得开头的那几句话，就被丢弃在宿舍的角落里了，但始终不舍得扔掉，似乎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愚蠢。
曾经最喜欢的书店——弘文和馥郁都关门大吉的同时，苹果体验店在校园里风生水起，光鲜的白色商标在夜色中闪闪发亮。我并不感到悲哀，因为只有那些曾经在书店里留恋往返的人明白，无论书店存不存在，读书的人总是会读书，而愚蠢的人则会继续保持自己的愚蠢。更多的时候，两种品质会不可避免地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凸显出来，由此他们便可以骄傲地宣称，我长大了。

孤岛日志（5）

我悲哀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仿佛是自某个时刻起，身体里的一些东西就此离我而去了。我再也找不到那种用双手颤抖地写下一行文字，然后哆哆嗦嗦地把他们读完，诚惶诚恐地等待来自某人宣判的感受了。我长久地把这种体验奉若神明，把接近它的时刻看做接近天启的时刻，它也永远乐于眷顾那些执迷不悟的人。而现在，当我自看镜中人，我又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配不上神的这种期待。

在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作文课上一次偶然的嘉奖使得我对写作萌发了非凡的热情，接下来不可思议地保持这种势头长达十年，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一直是作文课上的英雄。我享受那种被欣赏的感受，尤其是当老师念自己的文章时，心里那种得意与羞愧交织的情绪，充分满足了青春期那种炙热的要求被关注的渴望。我感谢所有暗自配合我的前辈。然而我终究敌不过自己的懒散，整个大学时代我都在与自己的时间讨价还价。这是一场孤独的战争，充满了妥协与背叛，耗尽人所有有用无用的时光。我始终没有融入到学术规范训练的体系中去，而是愚蠢地将那些转瞬即逝的灵光看作是首要之事。几年后，我变成一个贪得无厌的垃圾信息搜集者，成为一个破碎、无节制、恋慕口舌之快的庸人，每日在现代科技玩具造成的眩光中怅然若失，独自迷离。

这样的情况很快在我体内引发了一场焦虑危机。我若是每日读书，尽管难以集中注意力，但只要进入状态，便会充满雄心壮志；而当我闲暇之时，那些时间便用来对自己进行鄙视了。那种碌碌无为的状态一直在与渴望不平凡的梦想作苦斗，而在我打开电脑，或者开始其他浪费时间的项目时，所有的重心都倒在了及时行乐这一边。我痛恨自己，为自己感到羞耻，我全然配不上我承受的幸运，仅是挥霍时间这点，我便足够受惩罚；而关于那些苦难，我懦弱之至，还不曾听闻他们考虑过光临我的人生。少年的烦恼似曾相识，我始终不愿就此沉沦，那些伟大的前辈此刻又在哪里？我翻开一本郁达夫，觉得索然无味，又合上，又打开，就这样又耗费了一个美丽的下午时光。

孤岛日志（4）

新学期第一天，前一晚睡得极少，一直在忙活要交的两篇ESSAY。到中午时分才歇息下来。我试图把生活步入正轨，买了半年的游泳卡，借来好看的书，在免费午餐排队，把零钱丢进盒子中。

晚上在图书馆读书。从德国回来后，就被焦虑的思维占据，而当漫步书架之间，心绪却又平静了很多。找到一本1934年胡适写的《白话文学史》，翻了几页，甚是有趣。

明日上课，盼有所收获。

1.9.2012

一所中学的个人记忆（三）

十年前的世界与现在的世界最大的不同是，当时的信息还不如现在如此廉价，获取信息的门槛略高，许多事物依然保留有陌生感。初一的下半学期正值2002年世界杯，我无法上网，更无法看电视，只能用收音机收听了绝大部分的比赛，在草稿纸上模拟那些进球的场景，而巴西对阵英格兰的四分之一决赛时小罗的那脚任意球，我花了整个星期都无法想象它的奇妙。

更重要的是，那是唯一一届有中国队参加的世界杯，对很多人来说，那个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的下午依然历历在目。当天，广播早早地播放了全校将统一收看中国队历史上第一场世界杯比赛的通知，对手是哥斯达黎加队。比赛开始时，我们被要求起立一起唱国歌，电视直播镜头庄严地扫过每一位球员的脸，然后捕捉到了一个带着雷锋帽穿着绿色军大衣的中国球迷，他也像我们一样在唱国歌。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悄然蔓延开来，人人都仿佛拥有了一种无所畏惧的狂热信念，并被这种情绪有效地说服，坚信胜利属于自己，却对中国队孱弱的现实弃之不顾。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可悲地保持了生理上的惯性，以至于在哥斯达黎加队攻入第一个进球时，许多人居然误以为是中国队取得了领先而忘情地欢呼了起来，当猛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那些过于激动的脸上，迅速出现了恨不得一刀手刃了自己的表情，那些狂热的感情也一如落潮时的海水般瞬间退去。

在绝对的封闭中，人会很容易形成不同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打交道，并因此判断好恶，也可以藏身于集体之中享受快乐。类似的例子没完没了，那几年流星雨时常光临地球，赶上了F4在大陆风生水起的好时光，使得这种自然现象与偶像剧发生关系，充满了各种粗制滥造的想象。某一夜，宿舍楼一如往常般灭了灯，人们彼此保持沉默，各自以各种手段捱到后半夜，几个小时缓慢地流逝，人们悉数苏醒，从床上翻将起来，悉悉索索地穿戴好。窗户外左邻右舍发出的相似的声响清晰可辨，大家友好地探出头来打个招呼，又把头缩回去，和剩下的七八个脑袋一起，哆哆嗦嗦地凑在那面冰冷的玻璃窗上，痴痴仰望着头顶那黑暗幽深的所在，等待流星划过，等待自己足够幸运，一睹它那令人炫目的银色裂缝。老实说我已经记不清楚到底看到了几颗流星，但我记得他们的欢呼与叫喊，以及楼管老师愤怒的强光手电筒、她那些恐怖而可笑的警告。我们自行忽略了她和她代表的秩序，沉浸在匿名的快感之中，把饮料分开，又把这来之不易的快乐分享，似乎忘却了真正的目的。对面的半山腰有一列火车在夜色中疾驶而过，发出呜呜的汽笛声，像是在向我们致敬；天上确有流星划过，在我们看来，那是作为这些快乐场景的见证。我们一次次地欢呼，宿舍里学习最刻苦的孩子使劲儿翻了个身，在不自然地在假睡中发出可疑的鼾声，或许他也觉得，这一幕美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