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书话

晚间听得友人淡然地说，“馥郁书店也要关门大吉了”，不免愕然。回想自己离那些在川大东区书店穿梭的日子转瞬已然将近一年，还时常回味那些茶前饭后漫步在东区书店里闲暇时光，而突然间那些沾了便宜的欣喜，只看不买的尴尬，静静翻开书再合上时的慵懒，突然如无根的叶，久在空中不知向何处落下。
在川大逛书店在当时或许是我最青睐的享受生命的方法。夏日往往早起，趁着清爽去到图书馆，读书至中午去饱餐一顿，之后便意兴阑珊地来到那一片簇拥在一起的书店。彼时烈日当头，路上的行人急切地寻找荫凉的所在，留学生公寓里的住户也刚刚醒来，穿着人字拖睡眼惺忪地在一堆盗版光盘中寻寻觅觅，书店的老板，小卖铺的伙计，还有那几只没精打采的猫在各自门前有一句每一句地摆龙门阵，我穿过如是的街景，任凭食物在腹中缓慢地消化，在书架中来来回回。书店光线昏暗，陈旧的味道铺撒开来，冷气不足，窗外是仿佛永不流逝的时间。
在书店时常能见到那些平时站在讲台上，满脸严肃的教授们，同样带着一副“无处安放午饭”式表情，兴冲冲地进来，磨磨蹭蹭地走动，在书架前驻足。在书店里，经常可以感受到一种平均主义，知识以不同的价格被兜售着，绝不会超出普通人想象力的极限，而对于读者来讲，却不一定每个人都消受得起那些知识。我被那些年轻的野心坑害不浅，买来许多面目狰狞的大部头书，往往只记得开头的那几句话，就被丢弃在宿舍的角落里了，但始终不舍得扔掉，似乎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愚蠢。
曾经最喜欢的书店——弘文和馥郁都关门大吉的同时，苹果体验店在校园里风生水起，光鲜的白色商标在夜色中闪闪发亮。我并不感到悲哀，因为只有那些曾经在书店里留恋往返的人明白，无论书店存不存在，读书的人总是会读书，而愚蠢的人则会继续保持自己的愚蠢。更多的时候，两种品质会不可避免地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凸显出来，由此他们便可以骄傲地宣称，我长大了。

孤岛日志（5）

我悲哀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仿佛是自某个时刻起，身体里的一些东西就此离我而去了。我再也找不到那种用双手颤抖地写下一行文字，然后哆哆嗦嗦地把他们读完，诚惶诚恐地等待来自某人宣判的感受了。我长久地把这种体验奉若神明，把接近它的时刻看做接近天启的时刻，它也永远乐于眷顾那些执迷不悟的人。而现在，当我自看镜中人，我又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配不上神的这种期待。

在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作文课上一次偶然的嘉奖使得我对写作萌发了非凡的热情，接下来不可思议地保持这种势头长达十年，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一直是作文课上的英雄。我享受那种被欣赏的感受，尤其是当老师念自己的文章时，心里那种得意与羞愧交织的情绪，充分满足了青春期那种炙热的要求被关注的渴望。我感谢所有暗自配合我的前辈。然而我终究敌不过自己的懒散，整个大学时代我都在与自己的时间讨价还价。这是一场孤独的战争，充满了妥协与背叛，耗尽人所有有用无用的时光。我始终没有融入到学术规范训练的体系中去，而是愚蠢地将那些转瞬即逝的灵光看作是首要之事。几年后，我变成一个贪得无厌的垃圾信息搜集者，成为一个破碎、无节制、恋慕口舌之快的庸人，每日在现代科技玩具造成的眩光中怅然若失，独自迷离。

这样的情况很快在我体内引发了一场焦虑危机。我若是每日读书，尽管难以集中注意力，但只要进入状态，便会充满雄心壮志；而当我闲暇之时，那些时间便用来对自己进行鄙视了。那种碌碌无为的状态一直在与渴望不平凡的梦想作苦斗，而在我打开电脑，或者开始其他浪费时间的项目时，所有的重心都倒在了及时行乐这一边。我痛恨自己，为自己感到羞耻，我全然配不上我承受的幸运，仅是挥霍时间这点，我便足够受惩罚；而关于那些苦难，我懦弱之至，还不曾听闻他们考虑过光临我的人生。少年的烦恼似曾相识，我始终不愿就此沉沦，那些伟大的前辈此刻又在哪里？我翻开一本郁达夫，觉得索然无味，又合上，又打开，就这样又耗费了一个美丽的下午时光。

孤岛日志（4）

新学期第一天，前一晚睡得极少，一直在忙活要交的两篇ESSAY。到中午时分才歇息下来。我试图把生活步入正轨，买了半年的游泳卡，借来好看的书，在免费午餐排队，把零钱丢进盒子中。

晚上在图书馆读书。从德国回来后，就被焦虑的思维占据，而当漫步书架之间，心绪却又平静了很多。找到一本1934年胡适写的《白话文学史》，翻了几页，甚是有趣。

明日上课，盼有所收获。

1.9.2012

一所中学的个人记忆（三）

十年前的世界与现在的世界最大的不同是，当时的信息还不如现在如此廉价，获取信息的门槛略高，许多事物依然保留有陌生感。初一的下半学期正值2002年世界杯，我无法上网，更无法看电视，只能用收音机收听了绝大部分的比赛，在草稿纸上模拟那些进球的场景，而巴西对阵英格兰的四分之一决赛时小罗的那脚任意球，我花了整个星期都无法想象它的奇妙。

更重要的是，那是唯一一届有中国队参加的世界杯，对很多人来说，那个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的下午依然历历在目。当天，广播早早地播放了全校将统一收看中国队历史上第一场世界杯比赛的通知，对手是哥斯达黎加队。比赛开始时，我们被要求起立一起唱国歌，电视直播镜头庄严地扫过每一位球员的脸，然后捕捉到了一个带着雷锋帽穿着绿色军大衣的中国球迷，他也像我们一样在唱国歌。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悄然蔓延开来，人人都仿佛拥有了一种无所畏惧的狂热信念，并被这种情绪有效地说服，坚信胜利属于自己，却对中国队孱弱的现实弃之不顾。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可悲地保持了生理上的惯性，以至于在哥斯达黎加队攻入第一个进球时，许多人居然误以为是中国队取得了领先而忘情地欢呼了起来，当猛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那些过于激动的脸上，迅速出现了恨不得一刀手刃了自己的表情，那些狂热的感情也一如落潮时的海水般瞬间退去。

在绝对的封闭中，人会很容易形成不同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打交道，并因此判断好恶，也可以藏身于集体之中享受快乐。类似的例子没完没了，那几年流星雨时常光临地球，赶上了F4在大陆风生水起的好时光，使得这种自然现象与偶像剧发生关系，充满了各种粗制滥造的想象。某一夜，宿舍楼一如往常般灭了灯，人们彼此保持沉默，各自以各种手段捱到后半夜，几个小时缓慢地流逝，人们悉数苏醒，从床上翻将起来，悉悉索索地穿戴好。窗户外左邻右舍发出的相似的声响清晰可辨，大家友好地探出头来打个招呼，又把头缩回去，和剩下的七八个脑袋一起，哆哆嗦嗦地凑在那面冰冷的玻璃窗上，痴痴仰望着头顶那黑暗幽深的所在，等待流星划过，等待自己足够幸运，一睹它那令人炫目的银色裂缝。老实说我已经记不清楚到底看到了几颗流星，但我记得他们的欢呼与叫喊，以及楼管老师愤怒的强光手电筒、她那些恐怖而可笑的警告。我们自行忽略了她和她代表的秩序，沉浸在匿名的快感之中，把饮料分开，又把这来之不易的快乐分享，似乎忘却了真正的目的。对面的半山腰有一列火车在夜色中疾驶而过，发出呜呜的汽笛声，像是在向我们致敬；天上确有流星划过，在我们看来，那是作为这些快乐场景的见证。我们一次次地欢呼，宿舍里学习最刻苦的孩子使劲儿翻了个身，在不自然地在假睡中发出可疑的鼾声，或许他也觉得，这一幕美极了。

一所中学的个人记忆（二）

在封闭的回忆中，一切都是迅速的——迅速地生活、迅速地进食、迅速地完成一天的课业，迅速地在无数个一模一样的夜晚中入睡。那些生活的具体细节，也一如疾驶的列车外闪烁的风景般迅速地模糊了。对于第一次离家进入集体生活的初中生来说，初来乍到的兴奋也迅速地被学校里的刻板迅速磨平，剩下一坨模糊不清的影像。每一天都是在机械的时刻表中开始的，清晨六点半，宿舍里的广播就会突然响起巨大音乐声，我总会在心跳加速中被迫睁开眼睛、起床、洗漱、将被褥塑造成一个棱角分明的存在，然后头也不回地奔驰下楼，凭借直觉融入黑暗中跑操的队伍。身旁的每个人都在瑟瑟发抖，回忆着昨夜的梦；也有人气急败坏、不住地停下来，蹲在队伍之外，将鞋带解开，再慢腾腾地系上。

几年之后，当我在图书馆里读到福柯的时候，我不禁想起那段做早操的日子。这是多么熟悉的、充满自赏与自嘲的時刻啊：你身体的每个动作被时间切割成了碎片，被全然地监视、要求以机械化地重复、并以惩罚相震慑，为了达成某种教育风格的统一性；相反，这种无常的暴力机制却让我也在懵懂之中滋长了不安与反抗的欲望。我越来越喜欢同老师作对。一个重要的手段便是在夜里熄灯之后，开始自己真正的人生。彼时我与众生共居201室，此处旋即成为地狱宿舍，夜里漫长的时间被我们用于扯淡、给女生写情书、性幻想、玩GBA、分享磁带和CD，制造噪音，直到检查的宿舍老师怒不可遏地敲门警告——敲门通常意味着扣分，对于班主任来说，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宿舍管理的分数又与他们的工资相关。至于我们的班主任——一个言辞犀利，外表具有迷惑性的年轻女人，我们始终乐于为她制造麻烦，我们报复性地夜夜劳作，第二天困顿不堪地出现在教室外，或是接受疾风暴雨般的指责，享受着说不清是哪里来的快感；或是正在上课的中途，被棒喝赶回宿舍打扫卫生——匆匆走在空无一人的校园里，四下寂静，几个同病相怜的倒霉鬼正匆匆赶往相同的方向，一道令人心碎的风景。回忆起来，这多少有些变态。

彼时我常常感觉到整个世界对我都不甚友好，但事实却是，我一直在与青春期作困兽之斗。这是一场孤独的战役，因为我大可顺理成章地把一切责任推给这个庞然大物，是它驱动着我体内所有的躁动与异端，也让我始终充满了愤怒。我把这些情绪表达得一清二楚，多少在赌气中报复性地学习，迫使老师对我的成绩也无话可说，虽然我丝毫不愿以此取悦他们。所以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理解我那些夜夜把头埋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学习的同学们当时的想法，如果仅仅是为了功课，我认为白天的时间绰绰有余，而如果是为了表现某种品质，这样的行为未免成本太高。

无论如何，当时的实验中学就是如此，封闭的环境逼迫人们做出许多怪异的举动，有人会突然消失，在学校的某个角落泣不成声地被人找到，有人营养不良，晕倒在升国旗的队伍之中，有人一遇到瓢泼大雨就会跑出去听歌，散步，将全身淋湿，沉浸在令人困惑的浪漫之中。更多的人选择每晚睡觉前对着教学楼大吼大叫，任凭他们那尚处在转型期中的声带撕扯出无意义而转瞬即逝的只言片语。我尚不懂得是生活，总以为每天对着黑板发呆便是人生，食堂5号窗口一块五的火腿肠夹馍就是人生，每天和门卫软磨硬泡求得出门的机会就是人生，圣诞节前夜买来各种劣质的喷雪来毁灭每个人的头发和外套就是人生，翻墙去蓝海网吧上网就是人生，至于每周六中午全校集合列队放学回家，纵使背包里填满一个星期的脏衣服，兜里穷得叮当作响，也足以成为人生里无以伦比、最为美妙的时刻。这些简单的生活保持了粗粝的美感，使人难为情地忍不住回首，也使人莫名发笑。

一所中学的个人记忆（一）

2001年的秋天，我13岁，刚刚从小学毕业，在经历了两个多月连续的考试、等待、选择与辗转之后，入读Y市实验中学。

这所年轻而有野心的中学的建立在当地视作是一件大事，它被Y这所小小的城市赋予了极大的期待。长久以来，那些和我的父母年龄相仿，整日为生计奔波的家长们在子女学校的选择上始终苦于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他们有时甚至会无力地感觉到，在整个城市中竟然难以找到一所可以值得信赖的初中。终于，在声称吸纳了不同学校的优秀教师，推行寄宿制，严格军事化管理的实验中学的诞生之后，他们似乎在这座城市教育不景气的暗色中看到了一抹希望。

我对这所中学的最为经典的印象，是我第一次见到它时的场景：下午四点左右，眼保健操时间——一个做什么的都太早而做什么又都太晚的尴尬时刻，少年少女在校园里结伴而行，他们兴奋地像是没有经历过时间的考验，谈笑间中还留有胜利者的狂喜，那是他们从选拔中胜出的嘉奖。这种无法掩饰的新奇感与刚刚独立生活、不懂得规律作息带来的生理紊乱一道，构成了这一批学生的独特的外观：扁平的声音、扁平的身体、负荷着身体内部外部的压力。至于那被严格要求控制在耳垂之上的短发，在关于当时具体形象的记忆中，更像是一种便于自我指认的符号。

他们的父母被拒绝进入学校，在校园外自动排成几层人墙，拥挤着齐齐地面向这个幽闭的所在。他们或是踮起脚尖，透过学校的铁门向里边张望着，或是隔着铁门倾听着他们的孩子兴高采烈地描述这个封闭的世界里闪过的世间万象，以及那些新奇的、未曾在他们年轻的生命中出现过的白天和夜晚、快乐与痛苦，继而于言谈中，巧妙避过保安的视线，忧心忡忡地将带来的食物衣服小心翼翼地从铁门中传递。他们的孩子揣了满怀的补给，痴笑着踩踏一路的上课铃声径自离去。

孤岛日志（3）

两个多月前就买好了坂本龙一演出的票，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这日子。

教授把地点选在南岸中心(Southbank Center)的Royal Festival Hall，人群熙熙攘攘，大多是黑眼珠黄皮肤的亚洲面孔。我笑曰，全伦敦的日本人大抵今晚都来了吧。果不其然，随着开始时间的临近，耳朵周围热闹起来。叮叮咚咚，尽是学了三月，却已忘却大半的“宁静的语言”。

日本人看起来永远那么彬彬有礼——平辈之间，总要寒暄半响，毋宁说那些有尊卑之分的老老少少了。礼节——占去了他们人生中大多无用的时间。想到这里，惊觉在国内呆久了，觉得必要的礼节也是浪费时间，不知是遗憾，还是其他别的什么。

灯光暗淡下来，临场前的安静等候充满着初级的兴奋、偶像式的憧憬、还有那些由回忆填满的不同期许。教授的一头银发出现舞台上，人群欢呼，他只是招了招手，旋即进入主题。

我闭着眼睛听完了大半，几次有落泪的冲动——这绝非我本人对坂本龙一的热爱，或是见到偶像般的兴奋，而是——在演出结束的几日之后，猛然回想起本雅明所说的“灵光消逝的年代”，深感发达之电子设备、瞬息万变的新技术几近将世界的棱角磨平，世界早已在年轻人未曾见识到她那五彩斑斓却又充满威严等级的秩序之前无可奈何地完成了祛魅，而我，即是受害者，又是得益者。所幸之事乃是，在坂本的演奏会上，我见证到了“灵光”的惊鸿一瞥，即使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也足以震撼一颗许久以来面无表情的心灵。

混杂着初秋的颤抖与震慑我回到Caledonian的住处，打开周四电影课必须影片《站台》，那是另一番与众不同的光景。坦诚地说，我从未想过贾樟柯的电影会是如此地优秀——至少我童年里那些遥远的背景音乐被唤醒了，那些荧幕上来来往往的年轻人，像是我曾经年轻过的父辈们。

如果没有这些诚恳的镜头，我几乎要忘记了父母——他们也曾有过和我们相似的青春这一事实。在那些尘土飞扬的小镇里，我的父辈或许亦曾有过相同的彷徨，无所事事的下午，四处碰撞而无处可逃的激情。看到最后竟有些想念那个遥远的老房子，录音机叽叽喳喳地播放着过时的流行歌曲，母亲哼着调调做饭，父亲提着两壶开水，正在用肩膀撞门。我躺在沙发上，正在茫然而无意识地记下这傍晚的旋律，供给那个十几年后在夜里热泪盈眶地回忆起来这一切的年轻人。

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