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日志（3）

两个多月前就买好了坂本龙一演出的票，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这日子。

教授把地点选在南岸中心(Southbank Center)的Royal Festival Hall，人群熙熙攘攘，大多是黑眼珠黄皮肤的亚洲面孔。我笑曰，全伦敦的日本人大抵今晚都来了吧。果不其然，随着开始时间的临近，耳朵周围热闹起来。叮叮咚咚，尽是学了三月，却已忘却大半的“宁静的语言”。

日本人看起来永远那么彬彬有礼——平辈之间，总要寒暄半响，毋宁说那些有尊卑之分的老老少少了。礼节——占去了他们人生中大多无用的时间。想到这里，惊觉在国内呆久了，觉得必要的礼节也是浪费时间，不知是遗憾，还是其他别的什么。

灯光暗淡下来，临场前的安静等候充满着初级的兴奋、偶像式的憧憬、还有那些由回忆填满的不同期许。教授的一头银发出现舞台上，人群欢呼，他只是招了招手，旋即进入主题。

我闭着眼睛听完了大半，几次有落泪的冲动——这绝非我本人对坂本龙一的热爱，或是见到偶像般的兴奋，而是——在演出结束的几日之后，猛然回想起本雅明所说的“灵光消逝的年代”，深感发达之电子设备、瞬息万变的新技术几近将世界的棱角磨平，世界早已在年轻人未曾见识到她那五彩斑斓却又充满威严等级的秩序之前无可奈何地完成了祛魅，而我，即是受害者，又是得益者。所幸之事乃是，在坂本的演奏会上，我见证到了“灵光”的惊鸿一瞥，即使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也足以震撼一颗许久以来面无表情的心灵。

混杂着初秋的颤抖与震慑我回到Caledonian的住处，打开周四电影课必须影片《站台》，那是另一番与众不同的光景。坦诚地说，我从未想过贾樟柯的电影会是如此地优秀——至少我童年里那些遥远的背景音乐被唤醒了，那些荧幕上来来往往的年轻人，像是我曾经年轻过的父辈们。

如果没有这些诚恳的镜头，我几乎要忘记了父母——他们也曾有过和我们相似的青春这一事实。在那些尘土飞扬的小镇里，我的父辈或许亦曾有过相同的彷徨，无所事事的下午，四处碰撞而无处可逃的激情。看到最后竟有些想念那个遥远的老房子，录音机叽叽喳喳地播放着过时的流行歌曲，母亲哼着调调做饭，父亲提着两壶开水，正在用肩膀撞门。我躺在沙发上，正在茫然而无意识地记下这傍晚的旋律，供给那个十几年后在夜里热泪盈眶地回忆起来这一切的年轻人。

11月1日

孤岛日志（2）

17日去了剑桥。能从这个星球上的语言中找到称赞这所大学的形容词已经不多了，和每一个来到此地的游客一样，我也在三一学院广阔的内厅里踱步，为夕照中的国王学院图书馆而拜倒，圣约翰的小教堂里屏住呼吸。中国人尤其多，竟有说不出来的反感。大抵是因为他们吵闹的样子，拿着名贵的包包拍照的样子。抬头看天光云影，低头走过一座座可爱的桥，在康河上飘荡，小船载满历史，行了四十分钟。

夜晚降临我就去在著名的酒吧THE EAGLE用餐，邻桌的老人加入了我们的谈话。Lawrence, 伦敦人，在三一学院读法语，毕业就住在了剑桥。最喜欢的诗人是波德莱尔，谈到罗素时，他不无自豪地说，我的老师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我问他，你去过我那疯狂的国家吗？他摇摇头，我们搁置了不愉快的话题，并把讨论继续推向那些令人愉快的事物：拜伦、艾略特、他顽固的姑姑、以及汉语中没有时态这一令人惊奇的现实。喝的麦芽酒叫ABBOT，味苦，后劲不小。

夜里10点，在一路断断续续的音乐中，回到了躁动的伦敦。竟有回家的感觉。

孤岛日志（1）

前几日初到亚非学院图书馆，上两层楼，转两个弯，于沙沙的翻页声中，就走到了卷帙浩繁的中国藏书区。随手拿起一本董桥的散文集，翻开第一篇《不是书话》，写的竟是他初次进入此处的感受：

“远远就看到有个架子上摆着十几函的《国朝碑传集》。轻轻穿进那两道书墙，又看到几十函的《国朝蓍献类征》，看到《西园见闻录》。线装书的纸香扑鼻。突然想到一种酒，叫“满楼香”。有点莫名其妙。这地方总是这样静。只闻到满楼的书香。”

满楼的书香我是闻到了——或许其中的一部分来自于底楼餐厅，却总是宁静而撩人的。对那些大部头的经典全集我始终充满敬畏，却无甚兴趣，只是不自主地停下来，在一排排种类齐全的港台书前驻足观望，贴近距离考察那些繁体字密密麻麻的有机组合，仿佛是凝视(gawp)自己基因中缺掉的一环。

记得陈丹青曾放言说，中华两千年文脉已断。说这话的派头，似乎是在暗示言说者有着谈笑间就能再续前缘的魔力。然而文脉是否说断就断，断的程度如何，断了几次，都不可知，亦不可考，但至少在繁体字印刷物背后，人们能感知到一个最后的庇护之所在。它们不仅仅提供了历史的另一侧面，更是从革命的话语中绕道而行，走着文学的脉络也许本应前行的方向。

我仓促地走出图书馆，整个东半球正沉入睡眠。两万里之外，中国在提前八个小时的世界中，正在自己坚持的动态中高速运转，进入它庞大身躯新陈代谢的某个必要步骤，书生的叹息与希冀，终究也只是齿轮之外的一声杂音。

不远处罗素广场边上的艾略特旧居阴冷地矗立着——几十年，几百年，一如既往，似乎连笼罩头顶的天气也不曾变过，恰如董桥写的那般：“窗外天色有点迷蒙，像咸通九年刻本《金刚经》的墨色。”